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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藕汀:呸,他们也算名家,中国画可以适可而止了!

2018年07月16日 15:20:11  来源:美讯网

www.hg989933.com:3月24日IHSMarkit显示的欧元区综PMI3月初值从2月的56.0攀升至56.7,为2011年4月以来最高,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综合PMI初值也双双超过预期,创出近六年高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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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藕汀

《药窗杂谈》是吴藕汀(1913-2005)写给同乡沈茹菘(1919-1989)的信,共五卷。因与沈茹菘志趣较合,故信中论艺毫不遮避,直抒胸怀,故对事不对人,凡涉书画、诗词、戏曲、金石等,皆有不同常人的见解,闻其言可以知其品。信中虽为片言只语,但对当今中国画坛无疑是一剂热昏中之“清凉散”。下文节选了吴藕汀先生的部分信件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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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说‘画现代人物,除非素描根底较好的不行’,我看也不尽然。倘使用西洋方法来画国画,总无法画得好的。徐悲鸿的素描不能否定他不好,可以说好。但是一张《愚公移山》真不算是国画。虽然我没有见过他的真迹,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拿国画来讲,他与齐公白石比,远矣。我说画了西洋画决不能再画中国画,好比有诗根底的人不能填词,有话剧根底的人不能演电影一样,粗看好像一样,是一条路上,其实极端相反。”(1974年7月6日信,15页)  

“宾虹先生当年说过‘历代书画必须要评过’的话,但是这位王伯敏先生从来没有提起过,虽然他写了很多关于宾虹先生的书。可见他是胆小鬼,有恐得罪人吧。”(1975年9月28日信,4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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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记得在浙馆(浙江图书馆)中的刘慎旃,为了吴昌硕的画,我与他争论过。他说齐白石是无产阶级画家,吴昌硕是资产阶级画家。我不承认画画有什么阶级不阶级,画上又没有贴上标语。后来西泠印社成立了‘吴昌硕纪念室’,他就无话可说了,可见一般人喜欢学时髦,这大概是人的本能吧。”(1978年3月8日信,80页)

“我并不否定‘美院派’,毕竟懂得些画理,比‘作场派’好得多哩。‘美院派’基本功夫不足,这是普遍的现象。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学齐白石、黄宾虹……如何学得好?如何学得像,也不过是有皮无骨而已。”(1977年11月16日信,70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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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听说某先生是王一亭的门生,画画一向叫他描。我看描是学习阶段,绘是自出新意阶段。每一种艺术(包括泥木油漆工在内),总先要打底子,才能发挥他的所长。好比写字,先要写正楷;唱戏先要唱慢板等等。画画就是先要描,所谓依样画葫芦。当年米元章说黄山谷为描字,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知道了众家所长,然后自出新意,加以发挥,那就是绘了。……‘美院派’是绘而没有描的基础,不是我说过,他们一起手就是吴昌硕、齐白石,没那样的容易。”(1977年12月1日信,72页)  

“说起了当代的画人,什么吴茀之、周昌谷等,我从来没有听到过,据说现在是大名鼎鼎了,可见我于绘画是外行了。其他如程十发,以前好像听见过,但没有见过他的作品。唐云像煞是吴杏芬女史的儿子,记得画的人物,早年好像钱派一路,俗不可耐,晚年未知如何。他们现在也算名家,这样看来,中国画可以适可而止了。”(1974年4月12日信,10页)“石波处有几张杭州艺专所谓教师的画,画来并不是说不好,实在太江湖气了。我的一张梅花和他们悬挂一起,觉得我是陈大濩,他们是李贵春。功力、学理、经验,我万不及他们,在气韵方面,他们是差得太远太远了。所以袁寒云的蒋干,就是萧长华也要退避三舍的。”(1974年4月12日信,第10页)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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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学画最不好是有面目,一有面目就是‘作场’的性质,没什么所谓灵性。‘美院派’就是犯了这个毛病。因为美院中人,大都不是有了天才,才去学画,他们学画是有目的的,就是‘为绘画而绘画’,作为一种职业,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。”(1978年1月26日信,77页)

“我为什么痛恨徐某人,因为他在西洋画中已有很大的名声和地位,为什么偏偏要来毒害中国画呢?既然要‘拨乱反正’,首先要彻底消除这一类。‘假中国画’比‘假洋鬼子’更讨厌。我不反对中国画渗入西洋颜色,以至任何色彩。何况中国画早已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绘画方法而熔于一炉的了。一个从事艺术的人贵在闯,不过不能闯得比前人差。倘然不及前人,宁愿不闯,不是只要与前人不同就算闯了。”(1978年5月24日信,8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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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徐悲鸿的画,只要不说他是中国画,我也是很佩服他。可能自己也不算中国画,被别人瞎捧捧出来的。他的《山鬼》是很好的。我们学习中国画的人,总要爱护中国画,不受外来硬搬(消化是好的)的侵袭,这种硬搬死套,应该加以抵制,而且要口诛笔伐之,不论是谁的话,尤其是一般所谓‘权威人士’,对他更不能姑且,有什么了不起。”(1978年8月27日信,91页)  

“浙江印的二张潘天寿花卉‘雁荡山花’毫无足取,描描罢了。还是这张‘兰竹’,他用兼毫来画,所以未免‘尖’。这一张只有一朵兰花很好,竹叶、兰叶都用尖笔,我不喜也。这两张画也是‘临抚派’而已,并无新意。”(1978年8月23日信,90页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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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兄说的‘幸福’,是我在‘文革’中没有拿过一次‘语录’,没有开过一次会,没有喊过一次‘万岁’,的确算是‘幸福’的了。”(1981年5月24日信,128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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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吕子)